February 27, 2009

中国确实需要改变了


打印版《经济学人》2009/2/19(东莞)


和其他地方一样,中国的商业正遭受着全球经济危机的重创。经济的下滑也暴露了一些更深层次的问题。

    在中国的南方,有一块从广州延伸到深圳的小地方, 两个小时就能从这头开车到那一头。这块地方很大程度地展示了一个大国的经济改革。 广州曾经是专门给外国人用的通商口岸,后来毛泽东把外国人驱赶了出去;深圳在毛泽东去世之后建成了发展私有企业的实验基地。在过去的十年里,成千上万的民工把它变成了世界经济迅速发展的引擎之一------成为了在服装、鞋业和电子产品制造方面的世界枢纽。


    现在该地区正在明显缩减。去年有几千家工厂倒闭,大概占总量的三分之一到二分之一。很难取得可靠统计数据,这不光因为很多工厂在民间进行合法经营,而且缩减的强度不用统计也显而易见。大量民工已经返回,其中一些没被雇佣的已经在附近找到了落脚处(一部分开始了新营生:街头犯罪);那些幸运的在搬到内地的工厂里找到了工作,尽管工资比较低廉。


    东莞大体位于广州和深圳中间,是一个扩散式的工业城市,一栋接一栋的建筑物既有用于居住的也有工业用的,显示了这个城市的可用性很强。当地的代理商说买家对这里不感兴趣。不管什么工厂都很难出手就能说明部分问题。要出手财产的质量也是备受关注的:大量的工厂筹建时就很匆忙,就算有维护也是很有限。中国的财产法的模糊性也是让人担心的,购买者并不确定他们买下来的就真的属于他们自己了。

 

哦,都是历史留下的问题

    东莞周边经济活动迅速崩塌,表明中国的私有企业容易受到和很多其它国家的同类企业一样的打击。很多这种私有企业的长期生存问题也受到了质疑。这些企业是中国迅速繁荣崛起的最富有活力的元素,它们的这种骚乱可能是暂时的。令人担忧的是,这种骚乱事实上是同中国经济的深层问题联系在一起的。


    六个月之前,由于各种成本的提高------从付给工人的工资、原材料和能源的价格到利息和税收的提升------中国的制造商们受到了重创。而当时各种技术工人很是缺乏。下一个月公布的2008年度生产结果将显示出这些元素很大程度上限制了中国商业的发展。


    当前那些制造商们正经受一场不同的打击:市场订单大幅消减。很值得他们注意的12月份工业生产官方数据显示,去年的年度生产大幅下跌;一月份的也滞后。据较可靠数据显示,一月份出口比去年同期低17.5%,进口降低43.1%。


    减缓的经济已经把所有这些花费转移到了其他领域:原材料和能源价格已经下降,劳动力市场也萧条了。多年以来,北京的财政权威们一直不断提高利息率和银行的资金要求,在去年九月份开始对这两项进行削减,现已声称鼓励借贷。


    由于担心大面积失业带来的社会问题,地方和中央政府都在反省2006到2008年实施的增加了私有企业经营成本的那些政策。比如已经恢复了出口退税政策;一年前促使成本增加的薪水、工作条例和福利等新法规也比刚出台时灵活多了。在东莞周边,地方官员不用再烦着促使当地发展高附加值产品了。像服装和玩具这些劳动力密集型厂家的制造商发现他们不需要面临搬家的压力了。为反对2008年发生的很多事情,东莞发生了一次罢工,而当地政府几乎是持鼓励态度,现在这场罢工有助于解决问题。任何罢工都不能抵消较少的订单。更糟糕的是,与需求下降带来的短期影响相比订单减少带来的不良影响可能更严重。

 

自由商业

    中国商业的显著成功很大程度上是建立在低边际效益、低技术含量的经济活动上的。宽泛地说,中国是纯粹的低技术含量产品的出口商,是纯粹的更精密物件的进口商。很自然地,在更富有的国家里,通常情况是相反的(见表1)。

    

很多中国生意都是利用廉价的劳动力生产廉价的成品来出口,比如衣服和鞋子。也有很多其它的生意是生产稍微高端的产品,比如电子产品或者为西方企业生产名牌运动衣。问题在于,其他的国家也能干这些,有时候还更便宜。

    虽然如此,但是中国有很多重要的公司并不需要担心他们的业务会消失在其它新兴经济体中。1月份波士顿咨询集团(Boston Consulting Group)钦定的前100大公司中有30多个来自中国,因为他们在“为成为世界领导人而奋斗”。没有哪个国家敢吹嘘有这么多。但是大部分中国的这些公司都至少是有一部分是被国家控制的,并且享受国内市场的保护壁垒。比如,中国移动是世界上最大的手机运营商,但是根据总理令,它的竞争只限制在国内的几个竞争对手。在钢铁、铝业、能源、金融和很多其它的政府认为是“战略性”行业中也是同样的情况。


    对于没有多少特权的公司来说,更长久的经济模型应该是首先考虑培养本土品牌, 发展更多基于创新和高品质的高边际利润的经济活动。然而,迄今为止,很多中国企业因为的确有质量问题或者被认为有质量问题而大受折磨。只有很少一部分建立了自己的知名品牌。这一问题的潜在原因是由于产权法律系统(包括知识产权)的薄弱,以及倾向于支持大型及国有企业的财政体系。 要解决这些问题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经济的下滑已经表明有相当一部分中国商业会很自由,就好像倒闭的公司没有留下一滴泪也没有留下一丝痕迹就消失了一样。要做到如此自由比根除冗余资金或者转型内陆生产做的工作还要多。一年之前香港的购物者会开车过边界线去中国南方买衣服,但是现在会乘飞机去孟加拉的拉卡买东西。耐克集团今年在越南生产的运动鞋比在中国的要多,而中国是它15年来的最大货源地。


    1988年一个规模很小、身份隐秘的叫做鸿海集团的台湾塑料制造厂商在深圳开了一家工厂,这家工厂现在已经发展到了城市般的规模,有25多万雇员。它的在中国大陆的子公司富士康(Foxconn)生产的东西很少直接公开,但是都认为它加工包括iPod、任天堂和微软游戏以及笔记本等最著名的品牌,要么是加工全套的,要么是加工部分零件。


    仅仅由于这家公司员工的人数,鸿海集团的一举一动都引起当地小报的极大兴趣,尽管公司本身很少提及。很可能和20年前公司搬回中国同样的原因,2007年在越南开了一家办事处,并且据说要进行一次大规模扩建。去年夏天台湾新闻界不停地报道生产要搬回老家了。当前来自台湾的报道称,其在深圳的职工人数会从26万缩减到10万,并且在内地会有更多的就业机会。不管这个数字是多少,鸿海集团是一家灵敏的跨国公司,可以随着环境的改变在周围转移生产。并且它不是孤立的。


    显然仍然有很多不错的理由留在中国大陆。越南、印度尼西亚和其它国家只有很有限的能力扩大规模而不至于超出其基础设施的规模或者引发通货膨胀。中国大陆仍然有大量的廉价劳动力。或许最重要的是,中国有巨大的国内市场,并且很大一部分市场不受外国生产商的挤压竞争。但是正如同中国南方制造商的不堪一击所显示的,这些优势也有它们的局限性。


    高边际效益通常是和高质量连在一块的。一家叫Interbrand的顾问公司在最近对700名国际专业商业人士做的调查中,有80%的反馈认为质量低下是阻碍中国产品出口的重大障碍,有三分之二的认为“便宜”是中国货的主要优势,只有12%的认为其质量正在改进。


    从中国企业在一直在国外进行的努力来看,很容易发现这样的印象。有一些特例,很著名的是联想和海尔,联想收购了IBM的笔记本业务,而海尔生产的便宜又小巧的电冰箱出现在无数学生宿舍里。除此之外的中国的品牌很少能混出名堂。中国的牌子很风靡的地方要么是在低成本的发展中国家的市场上,要么就是以说明书简单、创新很少的样子出现在对成本很敏感的发达国家的市场里。这种类型中最大的例子就是电信设备生产商:中兴和华为。


    中国产品在世界上的不好声誉不但伤害了中国的公司而且也伤害到了以出售中国制造的产品的那些西方公司。去年,为了答复消费者对中国制造玩具的抱怨和由此引出的诉讼,美国通过了一系列法律要求相关产品要有详尽的鉴定书。这对守法的制造商来说成本是很高的,但是美国的玩具销售商发现无法鉴别从中国进口的产品的安全性。鉴于同样的问题,印度也已经对中国制造的玩具火车和小汽车、布娃娃以及智力玩具等进行了限制。


    但是为什么中国的制造商们不多做些努力来提高他们的产品质量呢?往好的解释就是中国正经历着当年日本曾经经历的同样的问题,但是在这样一个动辄就起诉的以消费者为中心的年代,每个瑕疵都会被放大。


    虽然这是有原因的,但是日本全国对的质量情结早在战后的工业化期间就已经很明显了,当时日本采用了美国质量监控专家W.Edwards Deming的主张。一些公司比如洪达(Honda )凭借高质量低价位的优势击败了英国的摩托车行业;索尼和松下以同样的方式击败了美国的收音机和电视机制造商。几乎所有这些公司都是为其它厂家生产部件起步的(索尼现在仍然在为其它公司生产),但是也都同样立志于制造出众的产品来创造自己的品牌。说到这些公司有长期规划无疑是暗指松下集团创始人松下幸之助的,因为他为公司起草了一份千年计划。


    迄今为止在中国还没有类似的事情。然而,很多中国公司意识到了对他们产品的普遍批评。一些大公司已经开始雇佣一些在美国和欧洲最强企业里的有长期经验的西方人。由于质量问题在(极度受保护的)国内市场产生了致命影响---假冒伪劣产品很容易进入销售,中国当局也因此意识到了质量上的缺陷。去年在毒奶粉害死六名儿童之后,最著名的生产商三鹿集团的女总裁被判无期徒刑,两名供货商被判死刑。

    但也要肯定的是很多高质量的产品---从体育用品、MP3播放机到高级时装---也产自中国。中国已经成为世界上最大的信息和通讯技术出口国。雄心勃勃的各品牌充满了各地方市场和贸易交易会上, 单说交通运输工具这一块就有12家大型汽车制造商,300家轮胎制造商,1000家自行车制造商和几千家摩托车制造商,他们都想在这里有所作为。3500多家手表制造商在资源网站阿里巴巴上列出了他们的服务,同样也有8000多家剃须刀制造商在上面留下了产品服务信息。无数的公司炮制出了吉列(Gillettes)和劳力士(Rolexes)的赝品在街角售卖。

    

地方政府的这些努力只有很少一部分转换成了强有力的品牌,这很令人不解。大部分的高科技产品的出口被外国公司占去了(见表2)。最简单的解释是,很多中国公司适合不挂名经营。在东莞,裕元集团(Yue Yuen)----是台湾宝成国际(Pao Chen)旗下的子公司,而宝成集团同鸿海集团有类似经营模式的----主要为一些西方著名体育品牌生产运动鞋。更小一些的公司就什么都生产---从网球球拍到欧洲奢侈品。因为这些名牌的原产地如果受到广泛关注对其销售没有什么好处,所以西方人通常坚持合约条款上要注明禁止暴露原产地。


    不挂名可以使这些公司避免政府和新闻界对工作环境的审查,而他们提供的工作条件可能是极度恶劣的。但是这样也有局限性,那些没有什么差别的产品上面的边际效益也是很低的。要留住客户就意味着避免同有大量廉价劳动力的其他国家竞争,并且,中国南方正体验到这种类型的生意容易被慢慢消除掉。


    在台湾,很多这样的公司曾经是不挂名产品中的老大,但是现在已经慢慢地开发有自己品牌的高质量产品了,著名的有宏基(Acer)、华硕(Asus)和宏达(HTC)。在中国大陆这样做的最大障碍就是这个国家薄弱的知识产权保护。当设计和创新的结果会被竞争对手窃取的时候,为什么还要在这上面投资呢?意识到了这个问题,政府已经通过了新法律,并且一直表示要给予各大的保护力度,但是解决方案一直很零碎,实施的时候也是三天打鱼两天晒网。 中国大部分专利一般是在国内的申请,并且仍然是“实用模式”的专利类型,主要是因为改善了产出数量而并不是因为创新或者设计新颖才受的奖(见表3)。

   

 知识产权的薄弱可以视为更深问题的一个方面:即私有财产权力的普遍薄弱。最近世界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关于中国创新的一个研究中提出,在上世纪七十年代末即中国改革开放之前,这个问题还没有出现:因为创新和技术开发是政府部门的任务,工厂只是接受工作任务。甚至在今天只有最特殊的公司才能要求不受约束的独立。据麻省理工学院经济学家黄亚生说,明确由国家控制的公司企业占整个经济的一半。这可能是比较保守的说法,因为即使是私有企业也明白它们的生存依赖于同这个国家的关系。


    在国有企业中,高级官员在政府的指令下轮流任职。据说中国移动有10万个供应商。原因之一就是它有管理和操作的特权,便于政府频繁介入(去年夏天中国移动再次重组),而技术创新必须在公司外部完成。主要管理人员的薪水并不高,并且经常得使股票交换过期,即使这些股票正在盈利,而这也说明报酬和为股东创造价值联系地并不紧密。


    中型企业有他们自己的矛盾。工厂不可避免地要占地,而之前土地是归国家所有,结果,企业股东通常也包括当地的政府。官员们对工业效率没有多少兴趣,比如说,如果合并意味着会失去当地就业机会,那么合并就是不受欢迎的。如果在一个企业总部的墙上挂着一幅照片,那它常常会是一个高级政府官员到访的照片,展示着谁更重要。


    模糊的所有制扰乱了财政、管理结构以及长期规划。为了使它们自己从中国政府控制中隔离出来,公司在出示股票的时候要通过各种形式的法律扭曲。比如海尔集团在百慕大建立公司,必须由政府提供安全证明,合法资金也得来自国有银行。有这些的政治干系,缺乏创新也没有什么惊讶的。

   

 理论上说,越小的私有企业越灵活。但是筹集资金很困难:国有银行借贷给这样的私有企业的资金只占总借贷金很少的一部分(见表4)。小企业的资金来源是中国很大的神秘之一,但是也是有迹可循的。中国充满了半黑市金融家,包括当铺、“信贷担保”公司以及能借钱给其他小公司的小公司。但是由于通过这些途径来的资金都是非正式的,所以它们也是短期借贷,也就改变了其投资性质。这些借贷资金通常是依赖公司老总的个人人际关系,这样也会干扰管理方案的制定。


    所有这些障碍都没有阻止中国的发展。当然,资金、人员和公司不平常的流动方式表明了这个国家的灵活度。但是,它们仍然是障碍。


    比尔.盖茨经常访华,在两年前的一次访华中他说,经常有人问他下一个比尔.盖茨、下一个微软可能出现在哪里。很令他访问国家政府高兴的是盖茨预言会在亚洲,因为他看到了很多的变化,包括那里教育水平的提高和对那里技术发展的印象。很容易想到,中国的某些人可能会踩着盖茨的脚步走下去。但是在今天的条件下,哦,很难想象中国的哪家公司会像微软一样。


 译者  双语对照  原文